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来源：《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社会宪法 制度性保障 。但在我国的权利体系中，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社会权利与自由权利在重要性上并没有明显区分，在保障程度上，宪法也没有做出差别性规定，因此，可以推定二者应当获得同等保护。

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等。国家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上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2008年《社会救助法（ 草案） 》第 10 条规定：国家提倡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支持、发展社会救助事业，为社会救助事业捐赠资金、物资和提供服务，支持以社会救助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15]作为欧盟宪法替代物的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则确认了《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与条约同等的法律地位。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宪法第 14 条与社会发展政策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在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中，社会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指那些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在物质和精神遭受困窘之时接受物质和精神帮助的权利，具体指我国宪法规定的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社会救济权、社会保险权、受教育权等。村务公开正式进入中央政策性文件。

乡镇信息联络站汇总后每月10前报县政府办。由于欠缺对发展中的法律文化及其类型变换的正确理解，欠缺对法律文化的进步意识和理性精神的时代化把握，高堂之内的法官精英只能抓住法律条文的片断和法律技术的碎屑沾沾自喜并傲视公民，然而他们并不理解什么是宪法上的公民。该部分根据中国公开性法律建构的历史状况和宪法理论，试图提出一种据以认知和实践的类型化分析框架。驯化并非一种针对权力的单方面挑战，同时也是权力形成的过程，因而具有某种暧昧的性质，既需要确保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有效能力——这是建立政府的初衷或功利目的[2]使然——也需要为政府权力设定可靠的约束框架。

《条例》仅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仅仅规范行政信息的公开，离治理公开还有很大的距离，《保密法》和《档案法》所建构的保密文化还未受到系统性的修正。[内容摘要] 公开性是驯化权力的重要法律技术，也是法治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关于公开，十三大报告的基本目标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制度设想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功能型公开制度：此类制度的正当性并不来自于公民权利，而是来自于政治系统对自身某些问题或伦理的自觉意识和反馈操作。甚至，正因为法院现代性受到政治和宪法体制的硬约束[10]，这种在领域和功能上不断扩展的法律公开性却有可能成为中国法治现代性的重要路径选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就是公民的知情权，这是中国法律文化由私转公的重要制度成果。

私法文化是不完整的法律文化，解放的是人的私性，对于人的公性并无建树，甚至是一种严重而片面的消解。在改革时代，关于公开性的政治价值与制度功能，最早的要求来自于中共十三大报告（1987），当时是作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一个要素加以规定的。中国法律语境中的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分属不同的逻辑系统和制度类型，因而在《条例》颁布之后很长时间内导致了公务员系统和公众系统对两种公开关系理解上的巨大偏差。直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权利型公开制度才正式具有法律地位。

•政府信息提供对于公众提出的特定政府信息请求，村信息服务点的信息员原则上应当场予以答复，借助信息设备仍无法查询到相关政府信息的，应当向乡镇党政办主要领导请示，并在5日内给予信息请求人以明确答复。1996—1997年，中纪委全会相继提出要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凡是可以公开的办事内容、办事程序和结果，特别是与群众利益直接有关的财务等事项都应公开，以便群众监督

1931年的约法体制被抗战打乱，但后者却以体制外的方式提供了训政向宪政过渡的政治基础，由此为旧政协的协商制宪提供了历史前提。[13]这些理论叙述中的宪政演化理性显然与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暗合符节。

[摘要]在二十世纪的国共两党竞相展开的共和建国大业中，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构成了共同的政治实践理性与建国思想来源，尽管共产党对于阶段论有着别具一格的叙事。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议通过《关于实施宪政之决议案》，规定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恢复召开制宪国大。训政约法中的党与国家（人民）的关系源自列宁主义的党治思想。这部宪法的颁布在形式上终结了国民党的训政阶段，但由于最终的制宪过程中共产党的缺席以及国共内战的激化，这部宪法很快被《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样一部兼具军政与训政色彩的战时宪法所冻结，国民党重回训政阶段，其在大陆的宪政转型以失败告终。确实，本来孙袁联合为中华民国开创了非常良好的宪政局面。（5）约法解释权归属国民党中执委。

就孙中山的宪法思想体系而言，大体可以分为规范论、制度论和实践论三个层面。改革是典型的阶段论概念，置身于革命—改革—宪政的逻辑连环之中，成为新的宪政阶段论。

台湾的宪政转型直接受惠于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孙中山在理论规划之初就将宪政标立为国民党政治建构的最高目标，其他的阶段性权力与制度安排在价值上均次于这一目标并以这一目标为依归。然而，虽然同受列宁主义影响，但两党之宪政规划存在结构性差异：国民党之接受党国体制仅仅限于孙中山宪政三阶段之训政阶段，具有手段性和阶段性定位，在人民通过地方自治达到政治成熟之后以宪政的形式还政于民，最终成就制度化的人民主权，回归自由民主的世界主流。

然而，具有形式优美性和理性逻辑基础的三权分立也只是现代国家权力的一种纯粹理性，属于基础性结构，并不意味着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不可以根据理性治理的功能需要而通过宪法设立常规三权之外的特殊权力，也不意味着传统政制中的权力不可以通过宪法与该种基础结构进行关联和转化。因此，国民党与共产党在1920年代尽管同受列宁主义影响，但由于存在体、用之别，其总体的思想与制度差异仍然是结构性的。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体现了西方经典的三权分立学说与中国传统政制因素的某种结合，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未必十分严密，但这种宪法思考的自主性品格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大陆之宪政转型毕竟还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还需要在政治教义和宪法制度两个层面进行理性运思。[11] 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从‘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不过，国民党的制宪准备贯穿于这一困难时期。

民国宪政之法统在台湾结出硕果，与孙中山这一辈革命者在思想与制度上的殚精竭虑与勉力实践直接相关，而且台湾宪政作为中华民国法统的一种余绪和现代展开，其地方性存在乃是为未来大一统脉络中的中国宪政之成熟结构作经验与价值上的有效储备，其政治生命必将有效融入中国的宪政主脉之中。1946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共产党没有参加。

由于孙中山是革命家，其对宪法思想之理解与运用通常以实践为导向，其宪法思想的实践品格非常突出。如果说1911年的《清帝逊位诏书》和孙中山的退位声明构成了一次中国版的光荣革命，那么1946年的政协决议及其对1947年宪法的实质性贡献也可称为一次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1996年左右的良性违宪之争就反映了这种张力的基本烈度。辛亥革命的真正成功在于这两大汉族政治集团对中华民国的共同奠基：孙中山以革命教义和《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确定了共和基础。

[7] 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有学者认为这本可以成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6]，但最终还是失败了。1946年1月25日，政协通过《宪草修改原则》十二条（即政协决议）。民国宪政随之转入议会政治阶段。

国民党内本来希望通过法律程序追究责任，上海地方检察厅还向远在北京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了正式的传票，成为民国宪政史上昙花一现的风景。（4）国民政府由国民党中央进行组织。

[6] 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聚焦于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法学[10]需要认真对待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

孙中山重新思考了革命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功能，采取了党内对领袖的绝对效忠原则，具体做法是所有党员重新登记、按手印宣誓效忠领袖。[4] 参见许章润：中国步入训政初期，载许章润：《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关于国家建构的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9—86页。